鄢一龙：新时代社会主义如何驾驭资本？
我讲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我的一部新著《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30年》。
我们理解新时代，要放到历史中去理解。中国道路经历了四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时期，第二个30年是建设期的30年，这两个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是改革30年，在本世纪第一、二个10年之交，进入新的30年，这是个“长的30年”，要延续到本世纪中叶。从四个30年视角理解新时代，有两个不能相互否定：一是革命的历史跟执政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二是建设的30年和改革的30年不能相互否定。
《中国道路辩证法》一书主要针对中国道路六个悖论，从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了六个解答。其中一个悖论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
我们看到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对此理解很不同，建设时期，总体上是消除资本逻辑，在城市推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推行合作社，到“一五”末期已经建立公有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消除私人资本的任务终结，进一步在上层建筑中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开始承认私人资本的力量。
市场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一命题会导出一个关联命题，就是私人资本也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实行市场经济，意味着不但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还要承认私有产权。因此，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既保护资本又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逻辑。
这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区分二者界限？有不同的界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体制就是资本主义。更通俗一点说，要看这个体制是人民为王，还是金钱为王。新时代对于中国巨轮航向的一个重要纠偏，就是将中国体制进一步校准到人民为中心上来。
从这个逻辑来说，首先要承认和保护私人资本，同时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将私人资本的力量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引导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让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跟全社会追求人民福祉最大化的动机统一起来。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对于资本的有效驾驭。
资料图（图/东方IC）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需要既保护资本权利（right）,又节制资本权力（power）。十九大报告在两个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可以总结出两个坚定不移。第一个坚定不移是走市场经济道路、保护私人产权的决心坚定不移。进一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要求要推进完善产权制度的改革，是要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的现代产权制度，核心是产权保护。[1]第二个坚定不移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写入党章。
资本的权力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它是总体性权力，它能对其它类型权力构成支配性作用。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社会组织的权力，资本的力量都可以操控。资本权力可以转化为各种表象，可以表现为颜值、权威、关爱等等人间各种美好事物。资本权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只要有商品交易就能发挥作用。资本权力还随着资本规模不断积累而不断增长。
新时代社会主义如何有效驾驭资本？
第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权也是总体性权力，它是上层建筑的总体性权力，只有总体性权力才能驾驭总体性权力。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在于党的领导权与资本权力这两种总体性权力博弈。
第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我们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14条，以党的领导开始又以全面从严治党结束。我理解这一安排是有深意的，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我们应对各种挑战的总钥匙，反过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党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有这么大的权力，要以自身够格、自身过硬为前提，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前提。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有各方面含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不被资本所同化，而是有能力去同化资本、驾驭资本。因为存在一种可能，虽然党的力量很强，但是如果忘记初心、丧失理想，成为实用主义政党，就有可能蜕变为和资本结盟，由代表人民的利益转变为代表资本的利益。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初心是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求这个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例如房地产，从资本的利益出发就是放任房价飞涨，而政府也在其中分一杯羹，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要真正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根本定位。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图/东方IC）
其三，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于资本的进一步驾驭，需要在经济基础上不断加大公有制的成分，逐步形成公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混合经济体制。
新的国民经济成分不是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而是按照资本所有性质划分，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合作资本、社会资本、小微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商资本七种经济成分。前两种是公有资本，中间三种是兼具公私性质的资本，后两种是纯私有的资本，积极提高公有资本比重，鼓励兼具公私两种性质资本的发展，保护私有资本的利益，积极推进不同性质资本相互交叉与深度融合，实现公私两利、公私共赢，放大公有资本的功能。
另外，展望未来，科技的发展可能对经济基础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未来，人类经济发展会逐步进入一个充裕的阶段，这就会造成非竞争性产权与非排他性消费的公共品比重越来越大，因为只有稀缺的条件下竞争性产权与排他性消费才有意义，例如没有人将获得的那份阳光、空气私有化，并非没有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充分供给。
其四，在社会，需要保留不按照资本逻辑运作的领域，让资本的逻辑嵌入社会的逻辑，而不是让社会的逻辑嵌入资本的逻辑，建设人民体制。例如土地、劳动不能完全市场化，关系老百姓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问题不能完全市场化，民生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民生领域不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做，而是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需要推进的改革是去市场化，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最后，在上层建筑中，加强“劳动阶级法权”建设，来限制和制衡“资产阶级法权”，避免当代资产阶级由自在的资产阶级转变为自为的资产阶级。
在市场化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是再明显不过的现实，资本有力量、也有意愿去推动完成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构。通过控制媒体，寻找政治代言人，影响政权运作与塑造意识形态。党中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需要通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来掌握劳动阶级法权，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劳动者，都是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获得报酬，都属于劳动阶级。建设劳动阶级法权，就是维护劳动者利益、劳动者权益、劳动者价值观。
由此，我们可以期待，新时代是一个更有效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不是说驾驭资本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超级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处于全球化、平台化、虚拟化、智能化的升级过程中，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力量新一轮的博弈正在展开，而这将决定人类是进入一个大黑暗时代，还是进入一个更加光明的新阶段。[2]
参考资料：
[1]穆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230-235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
[2]具体讨论参见作者与其他学者合著《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本文系作者2018年1月19日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新时代的中国战略研讨会发言，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星球统治：资产虚拟化与人口消费化
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央都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2016年的工作重点。从目前来看，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宅市场似乎是响应最快的领域，房地产销售异常火热，70个大中城市住宅价格在分化中明显上涨，一线城市房屋总价值在分析师们的算术板中已可买下半个美国。支撑房地产去库存的重要力量之一是金融杠杆。杠杆的提升是刚需在宽松政策下的释放，还是投机游离于监管的盛宴？住房市场加杠杆会有哪些得与失？房地产去库存和去杠杆如何兼而得之？本文将带着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住房兼具居住和投资属性，但前者是住房的最基本属性，也是决定后者长期走向的基础。因此，居于万千广厦间的“人”，就成为我们判断住房投资与价格长期趋势的决定因素。从人口的流动看，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升至56.1％，比2014年末提高1.33个百分点，是“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提升速度最快的一年，扭转了近五年来趋缓的势头。一个更具深意的对比是，2015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2.77亿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568万人。两个指标的一增一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量农民工获得了城镇户籍，摆脱了流动人口的身份，未来住房潜在需求的人群在扩大。
如果仅以城镇化率的变动解释住房市场的起伏，未免过于草率。不少研究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考量，将2011年作为房地产人口驱动周期的结束，因为自那之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四年出现下滑，迄今累计减少1447万。近期公布的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减少14.77万、北京常住人口微增18.9万的数据，以及今年1月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快速增长，更容易让人将此轮房价上涨视为房地产货币驱动周期确立的标志。
当前有效住房消费需求，来自于城镇有融资能力的人口。随着房价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的升高，单个普通住宅价值动辄数百万到上千万元，全额支付房款的比重在下降，只有符合银行贷款资质的人群，才是潜在住房消费的主力。为此我们将上述人口流动和年龄结构指标结合起来，用“城镇化率×25岁至49岁年龄人口比重”的值，来衡量“城镇融资年龄人口”的比重。尽管大部分银行对个人按揭贷款的年龄上限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但现实生活中50岁以上人群按揭贷款的需求和获批可能性都较低，因此我们将年龄区间设在了25岁－49岁这一人生事业的上升期。
城镇融资年龄人口比重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过去十多年，尽管我国25岁－49岁人口比重出现起伏，但在2008年39.55％的谷底后出现了回升，2014年末达到41.3％。加上城镇化率的较快提升，城镇融资年龄人口比重在2010年－2014年期间每年提高0.53个百分点，城镇平均每年增加有融资可能的潜在人口约730万人。当然，730万人并不是人人都具备融资购房的能力，这既取决于个人可支配收入，也取决于贷款、税收等购房政策。
在松绑限购、降首付比例、调整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等一系列宽松购房政策出台后，多年累积的城镇融资年龄人口释放出较强的撬动金融杠杆的能力。2016年1月，我国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4783亿元，同比多增1489亿元。在一线城市中，深圳人口平均年龄为30岁左右，远低于北上广，仍处于“城镇融资年龄人口红利”期，近期住房按揭贷款增长得也最快。2015年全年，深圳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3408亿元，增长2.1倍；2016年1月，深圳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1104.07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24倍。
从城镇融资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购房政策宽松下的此轮住房市场量价齐升，有一定刚性需求的支撑。从2015年末按揭贷款占GDP的比重为19.36％来看，银行体系的居民住房融资杠杆也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在目前证券化程度较低的我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并不容易出现如同美国次贷危机或我国去年股市动荡时的断崖式下跌和流动性风险，但仍然隐藏着由贷款违约而导致的坏账风险
住房按揭贷款是金融史上极富社会意义的一个创新。它能熨平个人职业生涯的跨期收支盈缺，有利于年轻人尽早安居乐业，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住房按揭贷款是居者有其屋的唯一通道，也不意味着所有城镇新增融资年龄人口都具备贷款的资质。在当前以提杠杆方式降低房地产库存的趋势下，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或风险。
首先是银行加杠杆的冲动。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银行天生具备提高经济中杠杆的功能。在实体经济艰难转型和银行经营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银行有动机加大房地产市场的杠杆。近年来，银行利润增速不断下滑，利润考核的压力从总行的财务会计部传导到基层的信贷员。在实体经济优质项目有限和整体不良贷款率攀升的情况下，银行将有很大的冲动扩张风险权重较小、资本占用较少、静态不良率较低的住房按揭贷款。如图2所示，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2014年0.29％）不仅远低于其他领域的贷款，还保持着逐年稳中有降的趋势，是银行眼中的优质业务。2015年1月，我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长了2.5万亿元，2015年末占GDP比重比上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从今年1月份披露的数据来看，可能出现更快上升的趋势。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深圳按揭贷款平均成数高，2015年12月份达到65％，同比高3.2个百分点，接近了监管法规70％的上限。但总量的激增和杠杆的提高，也意味着住房按揭贷款风险敞口和风险权重的提升。
有人将银行放松住房按揭贷款的条件比作股市中的场内配资。实际上，信贷市场是一个非公开的场外市场，透明度和信息对称程度远不及资本市场。一只股票的涨跌，会有万千股民和众多机构投资者盯市，自动化的止损机制很大程度上起到风险控制的效果。从投资属性的角度，住房是不同于证券的非标准化投资品，每一套住房的价格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变化也很难被信贷员实时跟踪。因此，在目前证券化程度较低的我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并不容易出现如同美国次贷危机或我国去年股市动荡时的断崖式下跌和流动性风险，但仍然隐藏着由贷款违约而导致的坏账风险。
其次是影子贷款加杠杆的风险。根据近期披露的公开信息，在这一轮房地产行情中，除了银行渠道的住房按揭贷款，房产中介和互联网金融企业通过为购房者提供“首付贷”、众筹等影子融资，进一步降低了购房门槛，提高了房地产投资的杠杆。
对于不以自住或租赁为目的短线炒房者，他们可以通过综合运用各种影子贷款大大提高杠杆率。由于要归还影子贷款与银行按揭贷款的高额利息，短线炒房者必须不断倒手房产以获得增值。一旦房价涨幅低于利息率、或二手房市场有价无市、又或信贷政策尺度发生变化，击鼓传花的投机游戏就会中断，在房价未有明显下跌甚至企稳时就有可能出现违约，并刺破房地产价格泡沫，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有实际住房需求的贷款者而言，炒房者抬高的房价有可能逼迫他们在不具备融资能力的情况下，利用首付贷降低其购房门槛，提前实施购房计划。鉴于首付贷的高利率以及高按揭成数，购房者的利息支出很高，一旦其家庭财务状况发生变化，不论房价是否波动都有可能出现违约。虽然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并不高，但由于违约者是属于自住性质的购房者，银行将陷入清收不良贷款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两难境地。
另外，在现有模式下，住房融资涉及到房地产、银行、互联网金融这三个领域，每一个领域出现的风险都有可能相互传染并产生连锁放大效应。
去库存和去杠杆，并非政策单选项，可以通过几方面的政策组合协调共济
同样是杠杆下的价格上涨，为什么对于股市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乐见其成，而对于房市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却忧心忡忡呢？股市毕竟是连接着实业的，行情上涨或多或少有实体经济的支撑，适度的杠杆有利于更快引导资源要素在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中聚集，高价格一定程度反映了资产未来潜在高收益，有助于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但房地产杠杆往往反映的是交易市场上的投机动机，不仅容易积累风险，还会挤占实体经济中的资金、人才、土地等资源。
另外，杠杆下的房地产泡沫还容易抑制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影响实体经济正常的投资和创新活动，引起产业空洞化和资产虚拟化。如图3所示，当日本经济增速在上世纪70年代下台阶后，土地资产价格泡沫却越来越大，泡沫反过来又拖累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日本经济至今仍在延续的“失去的20年”。
对于两难之事，我们常会使用鱼和熊掌的比喻。其实，孟子本意并非说二者不能相容，只是强调“二者不可得兼”时，当“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本文认为，去库存和去杠杆，并非政策单选项，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政策组合协调共济。
一是优化市场结构。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正如前文所言，“居住”是住房的最根本属性，借助贷款杠杆买断房屋并非满足居住目的的唯一方式，长期稳定的租赁或灵活共有的产权，也是居者有其屋的重要形式。对于暂无现金流不足之虞的房地产企业，应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以自营或与专业租赁公司合营的方式，向社会出租存量住房。对于现金流较紧张的房地产企业，可以探索房企、专业租赁中介、购房者按一定比例共享产权的形式，购房者在未来可优先按“成本+利息”的价格购买剩余产权，或按产权比例获得将来在二手房市场上的出售收益。
二是优化融资结构。
相对于企业、地方政府的杠杆压力，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仍具有一定的提杠杆的空间。应适当增加中央财政支出和政策性贷款规模，进一步提高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的货币化安置方式比重。
对于所有住房按揭贷款需求，监管部门应出台相关规定指引，指导银行增强对购房者首付款来源的核查，杜绝对首付资金来自高杠杆融资的购房者贷款。对于库存少、杠杆高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仍要切实执行已有的限购政策，并对除首套和二套改善型之外的购房需求保持较高的首付比例，遏制高杠杆投机。对于库存多、杠杆低的二三四线城市，要落实差别化的税收和信贷政策，鼓励银行开展二手房交易的资金托管、过桥贷款等业务，满足改善型住房需求，化解过剩库存。
三是优化空间结构。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普及，极大加快了我国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速度，缩短了生产、贸易和生活的时间距离，降低了生产要素集聚的成本和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一线、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在地理上并不是彼此割裂的。着眼于未来，我国要以城市群为发展载体，大力发展连接城市群内部的轨道交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各个城市群内部率先实现均等化，使得中小城市也能有效地融入到无缝链接的城市群生产网络、消费网络和服务网络之中，缓解一线城市的住房供需矛盾以降低其杠杆，提升中小城市的住房价值以消化其库存。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副主任，本文仅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供职机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