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骋先生的法语翻译工作是从退休后才开始的。他最初的翻译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几个代表作：《夜航》《空军飞行员》《人的大地》和《小王子》，它们都收入了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空军飞行员》一书中。当小王子要离开自己的星球去旅行时，他和玫瑰花的对白，在马先生的《小王子》的译文里，是这样的两句：

“分别啦，”他对花说。

但是花没有回答。

“分别啦，”他又说了一遍。

其他译者基本都把这句翻译成“再见了”，更有甚者翻译成“别了”。每次和马先生见面后，我都想说声“分别啦”。只有在马先生的译本里，我才能感受到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的出尘，他并不用生僻的语词，却说着和所有在地面营营的人类都不一样的话，小王子的语言。

音乐性

我第一次见马先生，他就告诉我，在四篇译作里，他最喜欢《人的大地》。初读它，我只以“抒情散文”来看待它，觉得它写的是飞行员生涯的壮烈、慷慨，是动人的战友情谊，是个人探索天宇的远大抱负。后来复读，感受才逐次加深，每每有新发现；它的文字里有一种梦幻感，有和成年人口吻迥然不同的骄傲的孩子气。

马先生告诉我，这个作品的开头，他起初照着字面翻译成这样：

“大地比全部书本更多地教给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因为它抗拒我们。人在跟障碍较劲时发现了自我。”

顺吗？不顺。他跳了过去，过了很久，他才回到头上，把该句改译成了这样：

“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来自大地，更多于来自书本。因为土地桀骜不驯。人在跟障碍较量时，才会发现自己的价值。”

音乐性。在马先生长乐路的老房子里，进门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被墙角里潺潺流出的音乐所环绕。修改后的句子轻重顿挫，在“桀骜不驯”和“自己的价值”之间形成了一种节奏感。音乐推动着人，慢慢松开初见原文时的拘谨，而产出的译文又迥异于以中文为母语的人能写出那类“美文”。

马先生1980年代以来的早期译作里，有一本塞斯勃隆的《被扼杀的是莫扎特》，书名很特别，出版时间是在书业审美寒酸的1992年。当我问起此书，马先生解释了一下，原来也与《人的大地》有关。在《人的大地》的尾声，作者讲到自己坐火车，一整节车皮，装的都是经济危机期间被遣散回家的波兰工人，他们衣冠凌乱，面孔粗糙，此起彼落地打着呼噜，被列车无情地送回黯淡的命运中去。这时，一对熟睡的夫妇之间，一个孩子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他干净的脸上大张着两眼，好奇地东看西看。

在《小王子》里，圣埃克苏佩里同样写到，大人在车厢里不是睡觉就是哈欠，“只有孩子把鼻子贴在玻璃上张望。”而在波兰工人的车厢见到那孩子，他则感叹，“这是一张音乐家的脸，这是童年的莫扎特”，但这个莫扎特，恐怕会早早被扼杀的，一如他疲于奔命的父母那样，脸上心中，再无儿时的神采。

马先生告诉我，他译到此处是何等地受触动。于是在《人的大地》完工时，马先生又找来了一本法国小说，书名就叫《被扼杀的是莫扎特》。塞尔日·塞斯勃隆是一位有良知的法国小说家，他写了此书，写一个被不良的家庭早早遗弃到社会上，从而浪费了天赋的孩子的悲剧。它呼应了《人的大地》里的严峻发问：怎样让更多的孩子不要长成俗物，而是经智慧的吹拂成为人？

“此刻”之人

我认识马先生时，他的翻译刚开始呈现多产的态势。海南出版社那时出版了他选译的《要塞》，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笔记，原作的总量很大。先生讲起他的选译理由：“圣埃克苏佩里也是在飞行的间隙写的，写得太多，很多是重复的，有的意思不大”。出版社在正文前放了一篇周国平写的长文，把马先生的“译序”排在了第二。我有心发点非议，先生却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弄”。

他一向如此言语，不是没态度，而是不爱讲废话。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5）紧张的一生里更容不得废话，笔记里的重复是因为他在不同的时刻谈论类似的主题，无暇核实与精编。读《要塞》，就像读《蒙田随笔》一样，二十来岁的人是很难真正看进去的，我能做的只是提笔摘抄，摘抄的是《要塞》里的第二节，相比漫长的第一节，第二节的句子忽然有所明朗：

“平安来自满满登登的谷仓、沉睡的母羊、折叠整齐的衣服，平安来自完美，平安来自做成以后立即献给上帝的礼物。”

依然是节奏感在起关键作用。但一个驾驶飞机的人怎么还会念念不忘上帝？他难道不该目空一切吗？这是我当时的疑问，实际上，紧挨着的下一段就有解答：

“因为我觉得人跟要塞很相像。人打破围墙要自由自在，他也只剩下了一堆暴露在星光下的断垣残壁。这时开始无处存身的忧患。他应该把嫩芽萌生的清香、母羊剪毛时的气息看作是他的真理。……要塞，我要把你建造在人的心坎里。”

马先生译的《要塞》就此把一幅月光下的废弃要塞的场景建在了我的心里。

在我眼里，先生是个“此刻”之人，唯一重要的都是此刻的事，手头的事：刚翻译了什么，刚注意到什么，要着手进行什么。他从未说起师承，从未讲早年如何“爱上文学翻译”等等；我也从未想到要去打问。和《要塞》几乎同期，他译的《艺术心灵驿站》也出版了，这本书讲19世纪的精神病大夫埃米尔·白朗希在巴黎开办疯人院和文艺沙龙的故事，可说是“掌故”一类，而马先生说起来，就仿佛说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件路人皆知的日用品：

“白朗希大夫的疯人院里关过很多有名的法国文化艺术界的人，莫泊桑啊，夏尔·古诺啊……”

夏尔·古诺是谁，我就不知道。过了几年，他又翻译了《自由派作家们》，又是法国文人的掌故；又翻译了《克里姆林宫故事》，这回是和法国有关的俄国的掌故。先生翻译的书实在是太多，在如杜拉斯、纪德、昆德拉、圣埃克苏佩里等名作家的书之外，还有无数文艺掌故、知识小品，单是多达近百本的法国小丛书“发现之旅”系列，他就译了其中五六本，主题从纽约，到耶稣身世，到阿兹特克文明，到文字与书写的历史，形形色色。

他必然知道不是什么书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不管是《小王子》《要塞》这样的名作，还是《克里姆林宫故事》这种很普通的掌故小辑，无一例外地都具有他眼里的“趣味性”，翻译本身就是增长见识，如此而已，正是翻译《人的大地》，激发了他翻译《被扼杀的是莫扎特》的兴趣，也正是翻译《克里姆林宫故事》时对俄国积累起的了解，让他在数年后又翻译出了一本讲东欧解体后的俄国故事的《搅局者》。见马先生其人，很难产生“渊博”的印象，唯觉他的“此刻”总有话说。像是《克里姆林宫故事》刚出的时候，他一如以往，仿佛是在说一种他早就知道、也料想我早就知道的常识：“法国和俄国的关系，那是太密切了……”

翻译许多书的人，在闲聊中难免爱指点人一二：某某书在法国可是大名鼎鼎哦！某某书随便看看，没什么大意思——诸如此类。但马先生很特别，他讲书中的内容，讲作者的思想，却不给书分档次。他用同样的语气讲《人的大地》和《艺术心灵驿站》，用同样的“此刻”感谈昆德拉与蒙田，只要一谈起，就是现在时。2011年，《蒙田意大利之旅》即将出版前夕，我去拜访马先生，他说：

“蒙田去过意大利，写完随笔之后他就去了。他有一个秘书，这个秘书讲蒙田的事情讲得非常详细，特别讲到蒙田治病的情况……”

他翻译的这本书，但讲起它的时候，他更像一个刚刚读过书的读者，想要把书中最有八卦味的东西说给人听。确实，蒙田的八卦也是八卦，在一个秘书的笔下，蒙田不是作家和大贤人，而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病人：先是肾移位，服用山扁豆泻药、威尼斯松脂和味道类似杏仁奶的三种饮料；一个月后，又是恶性腹绞痛，“排出许多沙子，后来又是一次大结石，硬而光滑，在尿道停留了五六个钟点。”这位秘书，每写到蒙田的病症及治疗时，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颗一颗地清点主人拉出来的结石，甚至闻闻吃完药后排出的尿。——我后来自读这本《蒙田意大利之旅》，忽然想，马先生能如此平视他的译作，不也是因为他是这么一位时刻在场，紧跟作品和文字，并计点其中细节的“秘书”吗？

遇到和分别

2011年时，马先生已称得上“译作等身”，并得到了重量级的肯定：他译的《蒙田随笔全集》获得了第一届傅雷翻译奖——和张祖建译的罗兰·巴尔特《埃菲尔铁塔》平分。但《埃菲尔铁塔》一书其实是巴尔特的单篇文章，蒙田随笔全集可是三大卷；我遂爱说一句玩笑话：本来抽颗闲烟就能得奖，马先生却偏要中大烟瘾。

我的意思是，翻译蒙田，打磨蒙田译文，成了先生一生的事业，也是他保持成长的基本方法；在《随笔》之后，《蒙田意大利之旅》《马背上的蒙田》等，都是他意犹未尽下译出“蒙田周边”。他和蒙田一样，都爱猫，喂猫，任目光追随着猫，而且蒙田是双鱼座，2月28日生人，于是，我料想3月出生的马先生，和法国人蒙田实有一种趣味上的相通和相投。

按照星座性格的讲法，2月28日的人，兴趣太广，热心而活泼，“最好是能够坐下来。好好地想一想自己要做啥，行事要谨慎点。”——完全切中蒙田，在《随笔》里，他跟着自己的个性任意东西，这里探一探，那里拱一拱，正是因为好奇心太强，他的身体和头脑在每一条道路上都闯荡过，从而知道在每条路的尽头，人都会变得要么（身体）痛苦，要么（头脑）疯狂。

马先生书房里无奇不有的译作，还有自己写的几个法国文化随笔集，很难说不是“好奇心太强”的后果。但他和蒙田更显明的共同点，是谦抑。蒙田非线性的写作里，箴言遍地盛开，但这些句子，都不是供人拿来训诫他人的，而是让人默记于心、安静领会的：

“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所有创造物中最不幸，最虚弱，也是最自负的是人。”

“世上很少事情，我们能够给予一个诚心诚意的判断，因为世上很少事情我们不多多少少掺有个人利益。”

“我们使用这些字眼时神气十足，如杀、偷、背叛；而关于生殖行为，却只敢在牙缝里嗫嗫嚅嚅地说。这是不是说我们愈是不用言辞表达的东西，愈是有权利在思想里夸大吗？”

蒙田的随笔，让人朝“人”回归，而非反过来，把自己擢升到“人”之外和之上。那么，在蒙田随笔里摸爬品嚼了那么多年，马先生当然最清楚，这首先是蒙田写给自己读的文章，是他给自己的所思所感赋予的可读形态，唯其谦和自抑，这思想和感受才得以流传；故而，它们甚至是不可能被拿来“传授”的，它们只能被“遇到”，人在二十岁时很难，在三十岁、四十岁，遇到的几率就大大增加。它们可谓智慧，智慧是路过的风，路过月光下的要塞，路过有待吹拂的泥胎。

我自己做翻译的时候，也曾向马先生请益。他常常很严厉，不乐意解释一些他认为我应该知道的东西，挂电话时咔的一声很响。《三国演义》里对东吴丞相顾雍有四个字的评语：“严厉正大”——他是这样的人，尽管我懂得他的谦抑，尽管我懂得，他不适合求教，更适合遇到，更适合遇到他的人说声：“分别啦，谢谢你。”